在离别宴席上，周恩来吩咐将书籍赠送给美国方面的翻译人员。
1972年2月21日，美国总统尼克松来到了北京，这标志着一周里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紧接着，在2月28日，中美两国发表了《上海公报》，标志着两国关系开始恢复正常。这一历史事件无疑是20世纪政治舞台上的一次重大转折。
当尼克松来到中国访问时，美方派出了首席翻译理查德·弗里曼（后来改名为傅立民，还担任过驻华公使的职务），而中方这边，则是安排了冀朝铸为尼克松做翻译，章含之则负责翻译尼克松夫人的话。两边商量后决定，会谈时主要用中文翻译，美方的翻译就坐在尼克松身后听着。章含之后来回忆说，有一天，尼克松总统委婉地跟周恩来总理提议，想和夫人换个翻译，他觉得冀朝铸虽然翻译得很好，但“个子跟我差不多高”，用女翻译可能更有助于他的“公众形象”。于是，她和冀朝铸认真商量了一下，决定“在北京的宴会上还是冀朝铸来翻译，一出北京就换我来”。所以，大家后来就看到，在杭州和上海的宴会上，翻译就变成了她。
章含之曾回忆道，在某次谈判中，尼克松说了句话，意思是：“我们美国和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利益是平行的。”我方翻译随即译为：“我们两国之间的利益是平行的。”这样的翻译表面上看并无大碍。但这时，尼克松身旁的翻译弗里曼突然开口：“总理先生，我能稍作点评吗？”周恩来略感意外，回答说：“当然可以，请讲。”弗里曼接着说：“我觉得刚才的翻译不太准确。”周恩来总理也通晓英文，便问：“何以见得？”弗里曼解释：“把‘平行’这个词用在两国利益上，在中文里给人的感觉就像是两条永远不会相交的平行线，比如双杠，它们永远碰不到一起。而总统的意思是，尽管两国目标不同，方向各异，但最终会有共同点，所以‘平行’这个词用得不恰当。”周恩来听后饶有兴趣地问：“那你觉得该怎么翻译呢？”弗里曼回答：“如果我来翻译，会说我们总统的意思是，我们两国的利益虽然起点不同，但最终会殊途同归，汇聚到一起。”
在陪同尼克松访问中国的旅程中，弗里曼（傅立民）于明十三陵拍下了珍贵的照片留念。
章含之没有透露当时的中方翻译具体是谁，只提到“翻译工作并非由我完成，而是另一位同事负责的”。她还说道：“我当时也在场，但就是想不出更好的表达。”总而言之，不论是哪位翻译，当时中方在场的所有人都没能想出比“殊途同归”更贴切的译法。这件事给在场的所有人，包括周恩来总理和中方翻译们，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章含之感叹道：“‘parallel’这个词多简单啊，初中生学英语时就会说，但要译出‘殊途同归’的意境，没有深厚的文化底蕴是不行的。这件事真的让我们中国的翻译界很受震动，因为我们一直对自己的翻译能力很自信，没想到这次被一个美国翻译给比下去了。”
两天之后，抵达上海，在2月27日晚上举办的欢送宴会上，由于《上海公报》已经顺利签署，大家都沉浸在喜悦之中，现场氛围极为融洽。在这次宴会上，周恩来注意到弗里曼的中文水平非常出色，于是当众称赞了他，并好奇地询问他是在哪里学的中文。弗里曼回答说是在台湾学的，这让周恩来颇有感触。接着，周恩来指着身旁的章含之对弗里曼介绍道：“章含之的父亲章士钊是位学识渊博的大家，他在82岁时完成了大作《柳文指要》。我现在让含之送你一套。”章含之后来回忆，当时周总理还加了句很有深意的话：“我猜她看不懂她父亲的书，但你应该能看懂。”而章含之当时的感受是，“总理这话真让我措手不及”。据说，弗里曼当时对《柳文指要》非常感兴趣，宴会结束时，他还特地叮嘱章含之，希望在第二天登机返回美国前能收到这部著作。
那么，为什么周恩来会选择把《柳文指要》赠送给美国的翻译人员呢？下面，我将根据当时的时代背景，来进行一些公正的阐述。
赠书背后蕴含的深意颇多
一方面，毛泽东和周恩来为了推动出版事业的发展，采取了出版《柳文指要》这一行动。
章士钊，生于1881年，逝于1973年，湖南长沙人士，字为行严。他在近现代史上是一位颇具影响力的政治人物和学者，与陈独秀、李大钊这些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领导人，以及毛泽东、周恩来等人都有着紧密的交往。1949年以后，他先后担任了全国人大常委、全国政协常委、政务院法制委员会委员以及中央文史研究馆的馆长等职务。
章士钊在75岁高龄时动手写起了《柳文指要》（我们简称它为《柳文》），花了整整十年时间，最终完成了百万字的巨著。这本书主要是探讨唐代大文豪柳宗元的文章、人生历程以及他的思想观点。在那个年代，能让这本古籍研究大作顶住康生的阻挠，在中华书局顺利出版，真是个不小的奇迹。而创造这个奇迹的背后，离不开毛泽东的鼎力支持和周恩来的深切关怀。
◆章士钊和他的著作《柳文指要》。
当章士钊着手撰写《柳文》之际，毛泽东得知后，便向章士钊透露自己也十分喜爱柳宗元的作品，希望章能先将书稿给自己一读。1965年6月，章士钊陆续将《柳文》的初稿递给了毛泽东。毛泽东在阅读《柳文》时，表现得极为认真，就连秘书在誊写时犯的小错误，他也都一一进行了纠正，并专门写信给章士钊说：“我已经看过了，写得非常吸引人，期待下部能尽快完成并送来。”待下部送到后，毛泽东再次给章士钊写信表示：“……我已经读了一遍，但还想再读一遍。上部也是，我还想重温一遍。还有几位朋友也想读这本书。书中有个大问题，就是唯物史观，也就是阶级斗争的问题，但这方面不能强求那些世界观已经定型的老先生们去改变，所以书里不必改动。以后的历史学家可能会在这方面对你提出批评，你得有个心理准备，别怕人家批评你。”
正如预料，“朋友”康生在阅读之后觉得，“这本书存在不足之处，……它没有从阶级的角度深入分析柳宗元这一历史人物”，这导致了出版的进程受到了阻碍。章含之回想起，章士钊为此特地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，“促使毛主席发出指示，要求中华书局即刻排版印刷《柳文指要》”。
1971年的4月和6月，周恩来两次会见了出版工作座谈会的领导小组成员，每次都仔细打听了《柳文》的出版进展。在第一次会面时，他着重指出：“老年人写关于古人的书，这可是晚年的一项重要作品，得印得精美些，没问题。”“要是这本书出版得还算不错，那就能表明我们对老东西并不是全盘否定。”第二次会面时，他又一次强调：“得赶紧印出来，章士钊先生还在病中，印出来让他瞧瞧，这也算是他最后的一份心意了。”
10月7日，周恩来在《柳文》上写下批示：“没问题，马上安排印刷出版。”得益于周恩来的多次关心，这本书最终在10月末由中华书局顺利面世。全书超过120万字，共分为14册，采用线装方式分为三函，总共印刷了3000册。章含之回忆说，当新书送到章士钊手中时，他激动得双手都颤抖了。那时，章士钊已年近90，满心欢喜之下，还模仿陆游的风格创作了一首七言长诗。之后，章士钊自费购买了100本书，并让秘书买来红纸裁成小条，他亲手写上字后贴在书的扉页，分别送给了毛泽东、周恩来以及同事们、朋友们。章士钊赠给毛泽东的那本《柳文》，毛泽东常常翻阅，去世时还放在卧室的书架上。而中华书局按照常规送给他的那本《柳文》，他在1972年初转赠给了女儿李讷。
那时候，《柳文》的出版着实掀起了一阵波澜，这背后是毛泽东和周恩来为推动政策落实、重启出版业、再次践行“百花齐放、百家争鸣”方针的一个重要行动。这是毛泽东亲自督办的一个范例，意在激发当时陷入困境的出版界重焕生机。
1971年2月11日，周恩来会见了负责出版工作的领导小组，并对出版方面给出了关键性的建议。他指出，青少年现在缺少书籍阅读，不能把所有旧小说都归为“四旧”。随后，在3月15日到7月29日这段时间里，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在北京召开。在此期间，周恩来两次与会议的领导小组成员会面，并着重说道：“你们这些负责出版的人，得出版一些历史书籍……我们应当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待问题。为什么要把《鲁迅全集》、《红楼梦》、《水浒传》这些经典名著藏起来呢？这不是挺可笑的吗？”
在1972年2月11日，也就是尼克松访华前夕，周恩来和李先念召集了国务院文化组（那时因“文革”，文化部已被撤销，由该组暂代其职责）的组长吴德以及国务院业务组的几位成员进行会议。会上，他们对限制四部古典小说只对中国国内发售、不对外销售的做法提出了不满和批评。
在这种情况下，周恩来决定把《柳文》当作一份礼物赠予美方，其背后的意图十分清楚。与此同时，他还把《鲁迅全集》作为国家的礼物送给了尼克松。
值得一提的是，在尼克松完成访华行程后不久，也就是1972年4月的中旬时段，《西游记》、《红楼梦》、《三国演义》以及《水浒传》这四部广为人知的古典名著，共计印刷了20万册，并面向公众正式发售。
另外，传播中国悠久的文化传统，激励外交部翻译团队不断进步。
对于传统文化，周恩来一直提倡要用全面且辩证的眼光去传承和发展，他曾言：“我国的古代文化备受赞誉，其中历史记载尤为丰富，不仅有官方的正史，还有民间的野史、笔记等多种资料。汉文在记录历史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。我们应当将手中的历史遗产发扬光大。”但遗憾的是，众人皆知，“文革”风暴袭来不久，“破四旧”运动便席卷全国，中国传统文化遭受了前所未有的猛烈冲击和破坏，这绝非周恩来所期望看到的。因此，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，周恩来竭尽所能地减轻并纠正“文革”中的错误，保护了一大批在“文革”中蒙受冤屈的知识分子，章士钊便是其中之一。然而，尽管如此，“文革”给传统文化和教育带来的负面影响依然根深蒂固，难以抹去。
所以，在中美翻译交流的过程中，周恩来和在场的翻译人员都清楚地意识到，中方翻译在传统文化知识上存在不足。这种“触动”或“受刺激”的感觉，不难想象，作为大国的总理，面对这样的情况，内心肯定是五味杂陈的。
章含之回想起，当周恩来得知弗里曼的中文是在中国台湾学习时，他深感触动，甚至向在场的中方翻译提到，台湾地区的传统文化相比大陆保存得更为完好。尽管心中满是感慨，但周恩来随即向弗里曼推荐了一部厚重的《柳文》。他的用意很明显，是想告诉美方翻译，中国拥有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，而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源与真正传承者都在大陆。因为《柳文》是由章士钊以古文所著，这正是周恩来展现出的睿智之处。
那么，为什么周恩来不亲自为身边的工作人员做安排，而是要章含之找一本书送给弗里曼呢？其实，听听他对弗里曼讲的这句话：“我猜她看不懂她父亲的东西，但你能看懂。”就能明白其中缘由了。周恩来实际上是在激励章含之这样的外交部翻译人员，要多学习优秀的传统文化。外交事务不容小觑，“翻译可不是简单的传话筒”，周恩来掌管新中国外交长达26年，他亲自参与指导翻译工作的例子多得数不清。
另外，他始终牵挂着祖国统一的大事业。
大家都知道，教育家兼政治家的章士钊，一辈子都没加入过任何政党。1949年以后，章士钊继续以无党派人士的身份参与各种活动，他和毛泽东之间一直保持着真诚交流和良好关系，同时两人也都很懂得把握交往的分寸。
凭借着这样的联系，章士钊频繁往来于北京与香港之间，跟往昔的老朋友维持着良好的互动。身为传统文人，章士钊擅长古诗词创作，常和香港、台湾的昔日好友以诗文相赠答，这也为他促进两岸交流创造了有利条件。鉴于章士钊在中国革命与民主进程中的政治地位，他与各方政治力量的和谐关系，以及和毛泽东的个人友谊，1949年以后，在连接两岸三地的工作中，章士钊扮演了关键角色。1956年、1962年和1964年，章士钊三次接受任务前往香港，与台湾方面进行接触，共商两岸统一大计。
毛泽东始终牵挂着台湾问题，尤其到了晚年，他渴望能在有生之年找到解决之道。1972年2月，当美国总统尼克松来访时，毛泽东与他聊起了台湾问题，并对蒋介石坚守一个中国原则、维护中国统一的立场表达了高度认可。同时，中美双方签署的《上海公报》也为两国建交定下了基调，明确了一个中国原则，即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，并且美国会从台湾海峡撤军。这一事件标志着中美关系开启了新篇章。更重要的是，毛泽东视中美关系的缓和为解决台湾问题的一个好机会：既然能和美国总统对话，那与蒋介石谈判也不是没有可能。
《柳文》的问世，给章士钊带来了无比的欢欣与宽慰。自1972年下半年起，他便向周遭的人透露了欲前往香港，为祖国统一贡献最后一份力量的意愿。提及此事，章含之回忆道：“我内心很担忧父亲的身体是否能承受长途跋涉，但好在毛主席赞同父亲的打算，并请总理仔细筹划，看能否在确保父亲健康的前提下安排他去香港。最终，事情基本上是按照毛主席的意思敲定了。我把这个消息告诉父亲后，他非常开心，说毛主席理解了他的心意。”
1973年5月，也就是尼克松总统访问中国满一年的时节，92岁高龄的章士钊，在周恩来的细心筹划下，怀揣着毛泽东的深重嘱托与热切希望，又一次踏上了前往香港的路程。短短一个多月之后，这位满怀爱国之心的老先生在香港安然离世，同时，他也将尚未完成的心愿传递给了未来的接班人。
倘若对台湾情况有所了解的弗里曼翻阅了《柳文》，又或是真正留意到该书的执笔者章士钊，他能否领悟1972年那场宴席上，周恩来特意将他引荐给“博学多才之士”章士钊的深意呢？
到目前为止，我尚未查阅到弗里曼阅读过《柳文》的相关信息。不过可以确定的是，当年周恩来赠予他的《柳文》一书，确实对增进中美友好关系产生了积极影响。在2022年2月尼克松访华50周年纪念之时，弗里曼于华盛顿外交学院通过线上方式发表演讲，他呼吁美国不应误解对华政策的方向，而应致力于提高自身的竞争力。弗里曼指出，“中美冲突的根源，其实一直在美国这一边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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